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高度关注******
新华网记者 张敏彦
【学习进行时】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推出文章，与您一同学习感悟。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新时代十年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并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深刻分析“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深刻阐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目标任务、实践要求，对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指出，新时代十年，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祛疴、重典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踏上新征程，我们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时隔两个多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中央纪委全会上再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何谓“大党独有难题”？
此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党独有难题”的主要表现作深刻分析。他指出六个“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
——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
——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这些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此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他指出，这个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
新时代十年，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新征程上，如何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这个体系，“需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他用三个“更加突出”，作出深入阐释：
——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
——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
——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
三个“更加突出”，进一步丰富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涵，进一步凸显了其中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作出系列战略部署——“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这次中央纪委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对于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对于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对于加强纪律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都要贯彻严的要求，既让铁纪“长牙”、发威，又让干部重视、警醒、知止，使全党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
……
一系列部署，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彰显出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党的二十大闭幕以来，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部署。
2022年10月25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刚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即是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增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定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此次中央纪委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中央纪委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